浅谈医患纠纷的预防及解决

医患纠纷

（4）医患纠纷中患者的非理性维权增多，以“医闹”现象为典型代表，并出现暴力化倾向，也有个别极端事件发生。医疗暴力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普遍化和激烈化特征。[6]医患纠纷中，患方在发生纠纷后，更趋于采取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可视为当事人依自身或私人力量实行的一种合意或者强制交易。[7]患者之所以选择私力救济，原因在于：一方面出于救济成本的考虑，采用私力救济只需要自己或借助他人的力量就可进行权力救济，患者最容易从“亲友团”获得支持，实践也证明这种方式更行之有效；另一方面，在患者个体对抗医方组织时，更易使得患者组织“家族”式的维权队伍与医方对抗，而患方“家族”式维权队伍易于做出非理性行为，使得患方在维权过程中出现暴力行为。据湖北省红安县对13例恶性医患纠纷事件的统计分析，患方的不良表现如下：围攻医院，谩骂医护人员，有13例；砸毁医院财物，有7例；殴打医护人员，有7例；停尸病房，有5例；在医院挂条幅，有5例；停尸医院办公室，有3例；封堵医院大门，有3例；把棺材停放在医院内，有1例；占住医院病房，有1例；袭击警察，有1例；反复上访，有1例。[8]上述各种方式，在同一案例中交叉出现。通过上述统计来看，患方在解决医患纠纷时的暴力倾向明显。2002年1月，四川华西医院耳喉鼻科医生王凯博士，遭患者连砍13刀，致左眼失明，四个指头被砍掉；2003年8月，武汉市冈济来福康医院，1名患者因对医院不满，手持剪刀当场刺死6名医患人员。[9]砍伤、杀死医护人员的极端恶性行为，将医患对立关系的严重程度诠释得淋漓尽致。

[1]一家省级医院的年收入大都过亿元，笔者曾在安徽省中医院工作过，这是一家省级三级甲等中医院，2003年一年收入1亿人民币；而同处合肥市的另外两家西医三级甲等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3年收入分别是3.5亿、4亿人民币，门诊量每年至少百万以上。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我国的医患纠纷会呈如此爆炸性的增长呢。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我们的医德医风确有滑坡现象；二是群众的法律意识在提高；三是某些媒体有误导现象，不切实际地将大量非医疗事故或纯属医疗意外渲染成了医疗事故或严重医疗事故；四是近年来某些司法机关及法学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中，不适当地扩大了医患纠纷的受案范围与赔偿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和索赔意识。

从建国初到现在，我国法律规定，对医患纠纷仅限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才予以立案，才可以得到适当赔偿。这一规定是由医学的双重效应、高风险及不可预测等特征所决定的。有些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存在医疗差错，就可以向医院索赔。这种解释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是违背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本身的规则的。同时医疗赔偿的项目和赔偿的数额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已远远超过一般民事（如公路、铁路、民航）事故的赔偿限额，也超过了刑事赔偿、行政赔偿及国家赔偿的限额。武汉的一位妇女因生了对脑瘫儿而获得了290余万元的赔偿（张赞宁著：《医疗法学研究及典型案例评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l88页）。290万是个什么概念可想而知。这种不恰当的审判，不仅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损害了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它必然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