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心民意同频共振

2016年3月以前，张少伟一直对自己“很不爽”。

这个40岁出头的斯文男人，曾任重庆市总工会原法律工作部部长。

这是一个专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部门。

从来到市总工会那天起，张少伟就有一个梦想。要为工人兄弟伸张正义。

然而，他却一直感到自己使不上力。

“纽带”弱化

那个农民工的话，让张少伟至今不能释怀。

那是2013年底，张少伟外出办事，偶遇一个被欠薪的农民工。

这位农民工兄弟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眼看就要过年了，他却没领到工资。

为讨薪，他想尽办法，却一直没有结果。

张少伟了解情况后，给这位农民工支招。“工会是职工之家。你可以去找你们公司的工会试试。”

面对张少伟的苦口婆心，这位农民工兄弟埋头想了想，忽然冒出一句话：“工会是干什么的。”

闻言，张少伟瞬间“冰冻”。

这时，在50公里外的铜梁，团干部汪思强也缺乏“存在感”。

在过去几年里，汪思强一直在距铜梁城区42公里远的维新镇初级中学任体育教师，同时也兼任校团委书记。

对于后一个身份，他坦言“聊胜于无”。

汪思强说，这种感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基层团组织功能萎缩。“校团委平时基本上没什么事，只有每年‘五四’才会开展一些活动，也多是爬山、跑步、文艺表演之类的娱乐活动。”汪思强说。

二是基层团组织资源匮乏。“没经费，没场地，自然没地位。”汪思强说。

三是上级团组织和基层游离。“由于学校距城区较远，很少有机会得到上级团组织指导。”汪思强说。

对同样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社会各阶层联系密切的群团组织，一直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群团工作却有所弱化，工作手段和方法比较陈旧，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这样的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机关化”――有的群团组织远离群众、远离基层；“行政化”――有的群团组织工作内容与行政部门重合，工作方式与行政部门雷同；“贵族化”――少数群团组织表现出“装点门面、嫌贫爱富”的不良倾向，在思想和行动上没有把握好“代表谁、联系谁、服务谁”的尺度；“娱乐化”――开展工作过分依赖娱乐活动，缺乏思想性和教育性。

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导致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和机构设置“头重脚轻”，削弱了群众对于“纽带”的“存在感”。

冬日破冰

2015年12月初，在持续猛烈的降温后，太阳终于钻出云层。

渝中区中山三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射在汇源大厦上。

大厦13楼，重庆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面积约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张少伟像被淹没在文件堆里一样。

仔细学习了一份重要文件后，张少伟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张少伟突然想起前几天在书上看到的这句话：“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奔走，在努力生活，也总是在想着改变生活，让它更好。”

收回目光，张少伟又盯住了刚才的文件。

一个月前的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根据《方案》，群团组织将通过改革全面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特别是“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