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强党对社区及两新组织领导的分析思考

当前，社区和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的不断成熟壮大已经成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人们从社会利益分配体系中获得不同的份额，进而产生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为了使这种竞争具有有效性、合法性，无论是基于群众自治的社区，还是基于利润追求的新经济、新社会组织，他们都会通过政治努力和社会动员，对执政党提出社会政治结构和利益分配整合的要求。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单元和社会事务单元由原来的垂直模式变为离散模式，国家政权对其约束由以行政约束为主转为法律约束为主。因此，党的基层组织构架、领导方式、政治骨干培养等等，都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调整。

一、从“合法性基础”角度来认识党的领导的切入点

“合法性基础”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它和“法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指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表示的认可程度。通俗讲，就是老百姓内心认可不认可一个政权，老百姓觉得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能通过这个政权的执政而拥有诉求渠道和改善方法。如果党的领导不能切实代表群众利益，不能在群众、社会团体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就可能逐步失去“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基础”出现“真空”，就会有新的团体出现并试图占有这种群众代言人的利益诉求渠道，甚至带来所谓的“普力夺”现象：即社会上各类团体纷纷以群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通过接触、游说、施压乃至暴力方法试图夺取实质性政治权力，造成社会政治动荡。因此，从“合法性基础”的角度来认识和加强党的领导，把构建利益诉求渠道和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作为基层党组织工作切入点，其实质正是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

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当前基层党组织凝聚群众的最重要手段

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的提高只是“合法执政”的必要条件，而“合法执政”的充分条件则是为全体国民创造公平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因此，通俗上讲的实现“共同富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正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全局上的体现，是巩固执政基础的保证。毫无疑问，社区和新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无疑给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在全球一体化、经济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大环境下，它们的成熟、壮大，在客观上必然会为社会利益诉求渠道多元化提供条件。随着大众由“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化，以往一切生老病死由单位统包的时代一去不返，成千上万“社区人”的各种具体利益就必须有相应的代言人和诉求对象，他们也会逐步自发地形成地域利益的综合体；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在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时，甚至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努力寻找或充当起某一社会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同时，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城市社区中大量的简单劳动者被市场竞争机制淘汰下来，形成新的困难群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然而政府的主导的社会资源“二次分配”也只能让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种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已经使得老百姓对“合法性基础”的检验简化为“能不能为我们多办事、办成事”的心理取向，甚至会把个人利益的失败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因此党对社区和两新组织的领导，就必须从利益诉求和价值导向的角度来把握。反之，不注意城市社区中的这种心理倾向，不理解部分群众的“被剥夺感”和失落感，就无法真正实践“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执政基础就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