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

——兼论公定力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路

沈

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上传时间：2006-12-5

关键词：行政行为/公定力/妨害公务/移植与自构

内容提要：几近二十年发展，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始终未脱离国内行政法学者视野。然对于这个舶来品，学界一直有两种倾向：一是在理论移植和自构的关系上倚重移植，二是在原理和技术的关系上偏于原理叙述。其实，该理论不仅可以得到重解，在价值规范上与民主政制达成契合，而且，其主张的“违抗具有假定效力的行政行为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的观点，也可以在技术规范上得到刑法学妨害公务行为构成要件学说的支持。因此，如何摆脱对移植的倚重、对技术规范的轻忽，是该理论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甚至也是决定该理论是否应当摈弃之前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引言

大多数普通民众可能都有一种意识。对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也许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关于这种意识的来源以及为何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不拟在此讨论的问题。比较确定的是，生活在现代国家治理环境中的人，基于直接或间接的经验，都能从制度运作的实例中，感知此意识的可验证性。最为明显的实例，就是国家对此类对抗行为，往往会定性为“妨害公务”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制裁。

宣示以民主为政制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无论以什么复杂的形式表现和践行民主合法性，无论表现和践行的实际范围与程度是否可配得上民主政制的称号，至少其必须也经常试图以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去说服多数民众接受其制度安排与民主的契合性。因此，对于“不能抗拒国家公务行为，否则将招致不利制裁”的制度，需要一种与民主国家相适的正当化理论，而不能简单地奉行因为事实如此遂迁就于该事实的逻辑。

笔者以为，在国家公务行为限定于行政领域的范围内，行政法学既有的“公定力理论”，具备为上述制度安排进行正当化的功能。为论证此观点的成立，本文拟在价值规范和技术规范两个层面上予以分析。首先，公定力理论如何解说前述制度，其在民主国家中的价值依据是什么。其次，“妨害公务”的技术规范是什么，其是否与公定力理论一致，以实现此价值。最后，本文将利用并超越“公定力与妨害公务”这一主要论题，借题发挥，回顾一下当前国内公定力理论研究的缺憾，以表明笔者对该理论如何在移植与自构之间、原理与技术之间关系上妥善处理以获得新生的浅见。

二、公定力：民主国家的安定秩序

我国行政法学上，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迄今为止仍然较为通行，多数教材和论著还采纳之，虽然近年来关于该理论应彻底摈弃的观点渐趋增多。[1]它的主要教义是，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2]除非自始无效的情形，[3]即应当推定合法有效；在未经法律上有权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和方式否却其效力之前，个人、组织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皆需尊重之；即便民众认定该行为不合法或不正当，也惟有寻求法律允许的异议和救济过程；若直接违抗，会招致不利的法律后果，甚至可能因为构成法律上定名为“妨害公务”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而受到制1裁。[4]要义的简单陈述，已经折射出，公定力理论通过其核心的行政行为推定合法有效的观念，为本文开篇所述制度安排进行了初步的正当化证明。但是，很显然，这一推定有效的力量，并非具体的行政决策或措施所固有，而是人为赋予的。这种人为赋予又如何在民主国家获得其正当性呢。应当承认，公定力理论像其他理论一样，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学者那里都存在多样的变化性。阐发者对该理论的正当性基础、所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的具体要求，存在不少歧见。不过，关于正当性基础的诠释，尽管众说纷纭，然仔细审察，大致可归入两个看似对立却可在民主理论中融通的维度。